2023年三上大学见证三种社会.docx

三上大学，见证三种社会 由于家贫和日本侵华战争，我断断续续上了三次大学：第一次1941至1942年在沦陷区包围中的“孤岛〞上海，见证了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；第二次1947至1950年还在上海，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；第三次1955至1959年去了莫斯科，领略了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小康阶段。由于长期在艰苦条件中生活，头二次只留下少数照片，但弥足珍贵。这些照片，帮助我回忆起了那段不平凡的历史。 初上大学，见证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 我1923年出生于宁波。13岁考初中时，还穿着今天只能在舞台上看到的长袍。那时，长袍是脑力劳动者的典型服装，里面穿中式对襟短衫和宽腰束带中式裤子。西服只有少数人穿。时髦一点的那么下面裤子换成西式前开门襟。妇女穿西式连衣裙的十分稀少。绝大局部都穿旗袍。但式样不断变化，西服的因素慢慢增加。如袖子愈来愈短，下摆和开衩愈来愈高，腰身三围差异愈来愈突出。里面裤子愈来愈短，展示出一段大腿。劳动人民那么都穿“短打〞，即不穿长袍，只穿中式对襟衫和宽腰束带中式裤子。 我进入了宁波私立效实中学，学费很贵。我靠自己的勤奋，连续获得全额免费，才念完了高中。不幸的是，1941年春天，我正进入高中毕业班，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我的家乡宁波。那时，老百姓经过日军岗哨，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敬礼。中国的货币不再通用，改用汪伪政府发行的“储藏券〞。物价飞涨，大米按户口配给，要排长队购置。为了防止当亡国奴，我和三位同学一起，托单帮商人带路，乘坐木帆船渡海到舟山定海，换乘小轮船来到上海租界，投靠在银行工作的表哥，并在效实中学上海分校补课到毕业。那时上海租界分别由美、英、法国管辖，因为这三国还没有对日宣战，所以，租界相对太平，外表上还歌舞升平，喇叭里不断传出“靡靡之音〞，如何日君再来、支那之夜、满洲姑娘等等，有舞女的舞厅和有三陪女的娱乐场所仍醉生梦死地“繁荣〞着，让我不时想起“隔江犹唱后庭花〞的诗句。 中学毕业后，为了省学费，我报考了也设在租界内的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，上课地点在上海鲁班路(当时叫吕班路)上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(今交通大学医学院)内。这是出于免学费和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的目的。那时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而交大学生中，流传“四个买〞：一年级买蜡烛，二年级买眼镜，三年级买痰盂，四年级买棺材。虽然这只是最坏的典型，绝非人人如此。但也可见，当时拼搏的剧烈。我那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科技书。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进入上海租界，英、美等国侨民被日军视为“敌侨〞，勒令戴上红袖章：上写A为美侨，B为英侨，N为荷兰，等等。当时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、意侨民那么不用戴袖章。交大改称私立南洋大学，我又念了一学期。不久，上海交大被汪伪政府接收，称为“国立上海交通大学〞，升起顶上带黄色写有“和平反共建国〞字样狭布条的“青天白日满地红〞伪“国旗〞。那时，有的老师对我们说：“这不过是改变政治色彩，学习方面什么都不会改变。希望留下来继续学习。〞但是，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愿留下。许多有钱的同学有的到内地上别的大学，有的去了重庆九龙坡交大。我没有钱，只好硬着头皮返回宁波，为了糊口在小学和中学当教员。在日本人的统治下，我在语文课里，把上海文汇报上挖苦当时社会的小品当教材，把从短波无线电听到的内地招考飞行员，和招收知识青年参加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“青年军〞的消息，告诉学生。我以为这样做就是“曲线救国〞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我十分快乐，以为这下可好了。可是快乐不了多久，国民党接收大员发布命令，凡日伪时期在中小学教书的人，都被叫做“伪教员〞，一律要经过审查，才能继续任教。不久，国民党当局为了打内战，要“抽壮丁〞，即征兵去当“炮灰〞。18至25岁的教师要应征，但在校大学生可以“免役〞。我为了“逃避兵役〞，就动起了复学的念头。 1946年“圣诞之夜〞，一位北京大学女生在天安门广场被美国大兵强奸，全国大学生纷纷示威、游行、抗议。不久，上海又发生美国公司的大卡车压死交大学生的事件，全上海学生也奋起抗议。同时，“反迫害、反饥饿、反内战〞的学生运动不断爆发。1947年5月20日，上海大批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打内战，要去南京中央政府请愿，上海当局下令火车停开。那时，交大同学也上了火车，并且在火车司机被当局撤走的情况下，由同学自己发动机车，带着满车的学生，向南京方向开去。尽管后来因为国民党当局把嘉定站铁轨拆掉，没有去成，但我从这件事上看到，交大同学所学的技术是过硬的。以上事例，引发了我重返交大的强烈意向。 再上大学，见证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 那时，我父亲在上海找到了银行的工作岗位，家庭经济改善。我就向上海交大请求复学。但由于停学太久，学校要求我重新参参加学考试。1947年8月，我在7000名考生中，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。我这次报的是新组建的纺织工程系。这是因为当时由接收的大量日资纺织企业组建的“中国纺织建设公司〞待遇很好。经教务长审核一年级的成绩单，批准我插入二年级。 进校后，我发现，校风大大变了。过去死啃书本的人见不到了，到处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。除了教学仍保持高水平外，学生的课余活动十分活泼。学生社团林立，而且进步组织居绝对优势。通过课余读书(由学生自己捐书成立马列主义图书室)、参加文艺活动(进步歌曲大家唱、跳民族舞)、参加为同学和附近工厂工人效劳(例如参加为附近小工厂男女工人开办的免费文化夜校教学)、参加与“职业学生〞(国民党当局派遣的不念书，住在学生宿舍，专门监视进步同学的青年特务)的斗争和各项学生运动，我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。 1949年1月，上海所有进步学生组织联合组成“上海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〞(解放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)。我由进步社团转成了联合会的一员。2月，学校放寒假，我在国棉一厂实习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同学找我出去，谈起国民党败局已定，上海当局为苟延残喘，正加剧镇压进步力量，中共组织为了保护青年干部，让已经暴露的学生党员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去。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，问我有什么想法。……这样，我就成了一名“候补〞地下党员，即现在所称的预备党员。此后，我积极投入护校和准备“应变〞的活动中去。 5月25日解放军开始进入上海市区。28日，上海解放。可是交大有2位同学，中共地下党员穆汉祥和新青联会员、学生会主席史霄雯没有返校。几天后，在宋公园(今闸北公园)发 现了他们两位的尸体，与几十位遇难者在一起。后来，烈士的骨灰被埋葬在交大徐家汇校区中心广场的一侧，并立碑纪念。 1949年9月交大学生会改选时，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交大地下党组织(那时，交大地下党还没有公开，党员绝大多数是学生)必须保证中共党员中选人数不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，非中共人员中选必须占三分之二以上。当时，如果凭个人威信，党员候选人有可能百分之百中选。但领导教育学生党员：党的领导是依靠提出正确的、为广阔同学所赞同的主张，而不是靠垄断权力。工作是要带动广阔同学一起干的。 1950年6月，我大学毕业，由学校派往青岛纺织局属下的棉纺厂工作。一年半后，奉调到北京纺织工业部，担任曾经是交大纺织系主任的陈维稷副部长的秘书。 三上大学，领略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小康阶段 1954年夏，纺织工业部领导指派我报考留苏研究生，并且要求修习毛纺技术。我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了8个月俄语后，于1955年9月赴莫斯科纺织学院。 初到莫斯科时我俄语还不会开口，请老同学陪同当翻译，见了导师。由于导师问的许多毛纺机器知识，我都没有学过，导师说，要订五年的修习方案。此后，我每周7天，每天14小时以上，加紧学习，渐渐赶了上去。我在北京俄专，预习了唯物主义辩证法；在苏联，又学了马列主义哲学课；在论文写作，处理科研问题方面，都比同届别国同学容易入门。我在交大，受的是英美式的教育，到了苏联，就用心去了解苏联学者怎样治学。经过体验，我了解到，苏联学者与西方学者主要的不同，在于把唯物主义辩证法渗透到各门学科。 当时莫斯科纺织学院学生多，教室少。学校采取分两批上课：一批上午8时到下午2时，另一批下午2时到晚8时。连续6小时上课，有的同学在课间买2个包子充饥。晚上8时至11时还有夜大学生来上课。所以，教室利用率极高。 那时苏联的工业品价格按本钱加利润计算，不问供求如何，价格固定不变。手表、照相机、电子产品价格低廉。莫斯科市民住房比较陈旧。但大学老师大都在市郊有别墅，暑假就去郊外休息。保健方面，平时看小病要自负药费。但一旦医生决定要住院，那么连伙食在内全部由国家负担。 教育方面，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。大学本科五年，工科毕业授予工程师学位。研究生3年左右，工科毕业授予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。本科每周上课5天，周六为军训。纺织学院为后勤兵，女同学担任战地救护员。毕业时授予少尉军衔。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，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：苏共20次代表大会、匈牙利政治动乱和苏军进驻、十月革命40周年、毛泽东访苏等等；特别是，1957年11月17日星期天，我和50多位莫斯科纺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，一早就抢占了主席台前第三排正中位置，一直等到晚上，听取了毛主席“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〞的讲话。此后，我总是用这些话勉励自己。在我当了教师以后，屡次向年轻学生讲述聆听这次讲话的体会。 苏联在赫鲁晓夫掌权后，进行了改革和开放，例如：更多地关心民生，在莫斯科市郊建起了大批十几层的居民楼，周末提前2小时下班，商店开始供应进口化装品。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，邀请各国大量青年到苏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。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闭幕后，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。当时和我接触的工人师傅都认为不可接受。哈萨克族同学告诉我，他的老母亲也接受不了。因为斯大林尽管犯有严重的错误，但他在卫国战争中，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德、意法西斯，而且，反败为胜的决定性战役，就是在斯大林格勒(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后改名伏尔加格勒)进行的。老百姓忘不了。但对于战后出生的一代青少年，就埋下了否认斯大林，以至否认苏共历史的祸根，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、叶利钦解散苏共、解体苏联的社会根底。 1959年初，我通过努力，终于找到了毛纺技术中3个创新点，导师同意我辩论。5月初，几十位教授在辩论会上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，建议授予我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，相当于西方的“哲学博士〞(Ph.D)。几天后，我去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，再一次瞻仰了列宁、斯大林的遗体(那时，斯大林遗体还没有被火化)。 5月9日，我乘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返回祖国，被分配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(今东华大学)工作，直到1994年离休。青年时期经历了三种教育形态，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：从一个书呆子变成旧社会的叛逆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。